利奥塔在“五月风暴”30周年的纪念日前夕辞别了这个世界，“五月风暴”对于利奥塔和他的思想、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影响深远而且令人难忘，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纪念日的意义正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闪烁不定。不管对于“后现代”的界定如何歧义纷呈，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五月风暴”不仅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精神资源和实践动力，而且也充当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的思想熔炉。
“五月风暴”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时刻，在那一时刻，妇女得到了解放，性行为变得空前自由与随便，工人的工作环境变得更符合人性；正是在那一时刻，利奥塔和他那些不肯屈就于“后现代”名下的同事们决定不再紧随他们前辈的足迹、不再卷人同样日复一日的“学院政治”体制之中；正是在那一时刻，利奥塔们亲身经历了“学院政治”体制就在他们脚下崩溃的体验，他们原本将注定要在学术体制内凭借他们学术上的成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而学术上的成功无疑会把他们领到体制内的统治地位，然而，“五月风暴”将他们领向了反体制的道路。尽管在形成后现代主义思潮过程里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中，只有利奥塔坦承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所有那些人，甚至是后现代主义最积极的批判者哈贝马斯，也无法否认“五月风暴”在他们心路历程中烙下的深深的印迹。
如今30年过去了，1968年的愤怒青年成长起来了，他们有了工作，有了很好的职业生涯，买了股票，成了他们一度想要破坏的体制的组成部分。当年焚烧汽车的青年如今驾着豪华汽车聚集在巴黎某个酒吧，用回忆的狂欢来庆祝“五月风暴”30周年纪念日。以前的学生会领袖雅克·索瓦捷奥现在是雷恩的艺术学校校长，因校园活动入狱的阿兰·吉斯麦如今成了法国教育部长的高级顾问，前马克思主义者艾德威·布莱内现在是法国领导主流社会的《世界日报》的主编，昔日的青年领袖丹尼尔·科恩－班迪则成了欧洲议会负责德国绿党事务的议员。
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年的“五月风暴”分子，现在成了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成员毫无区别的权势人物，难怪《新闻周刊》描述这些在“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法国政府官员和巴黎媒介的头面人物时，用了嘲讽性的标题：“让我们不要改变这个世界”。
真正的问题在于：以变革的鼓吹者面目开始其人生旅途的学生，如今是否已成了其自身的敌人。显然，这些激进主义者面临着被要求作出解释的压力，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作出什么解释。丹尼尔·科恩－班迪在他的回忆录《我们曾经如此热爱革命》中索性用“傻事”来形容他30年前的所作所为。相反，保守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却早在30年前，在最后的街垒被搬走后的几个星期，就已经作出了如下的预言：“所有的法国革命最终都强化了政权体制，恶化了官僚的集权化。”人们是否有理由推断：1968年激进主义者的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实践了保守主义者的预言，而世界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因为“五月风暴”实践了最富戏剧性的社会场景，反而使得如今的世界无戏可唱了？正因为如此，1968年的孩子认为他们能改变世界，而1998年的孩子只能看到自己被远远超出自身控制力的巨大力量所改变。难怪当年的革命发源地巴黎大学农泰尔学院的学生，如今在接受采访时都不愿意公开姓名，没人想在个人履历上留下什么污点，对未来他们同样也不乐观：“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奋斗，但什么都改变不了。”人们是否有理由推断：30年前的激进行动的意义只不过是使如今的学生更了解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如今要求的是“五月风暴”的对立面，对于他们而言，乌托邦就是找一份工作，而“五月风暴”只不过是“民间传说”。
法国作家艾尔维·阿蒙曾写过一部“五月风暴”专著《那一代人》，他将“五月风暴”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是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了颜色。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肯定是其中最引人注目、最富生命力的旗帜。
如果说“五月风暴”并没有改变世界，“五月风暴”的参与者最终也没有使自己变得与其对立面有所区别，那么在“五月风暴”中孕育而生的“后现代”思想是否令我们的知识图景有所改观？使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所改变从而最终改变这个世界呢？
利奥塔将“后现代”态度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并以此凸现了叙事与知识的关系，从而对启蒙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利奥塔之所以如此防范宏大叙事，是因为宏大叙事中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它赋予了叙事一种霸权，这是通过赋予其合法性来实现的，这一霸权夸大了叙事与知识的等同。但是，利奥塔也一再强调宏大叙事的不可信，并不意味着一切叙事都是不可信的。正是利奥塔所坚持的怀疑精神，赋予了知识分子对付绝对主义的策略，从而使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包括对知识、对公共标准、对自身地位的警惕），成为了任何讨论与批判的前提。事实上，“后现代”正在改变着世界，因为它成了许多学者完成独到而出色的工作的犀利武器，并对揭示隐蔽的结构性的不公平、反映弱势族群的利益等进步的政治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然而，如同芭芭拉·伊扑斯登指出的那样，庸俗的“后现代主义”也在泛滥成灾，一种“后现代亚文化群”在学术体制中拥有越来越明显的权势地位。除了“后现代”，其他一切思想均被指责为陈旧和保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反抗霸权为出发点的后现代主义本身正在演变为一种话语霸权，而在后现代名义下展开的种种关键词的堆砌，宣言声讨式的檄文、艰涩隐晦的文风，正在使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沦为令人厌恶的知识傲慢和调皮的知识分子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同样没有使自身变得与其批判对象有什么差别，它甚至让世界变得比以前更糟，因为经过庸俗“后现代”的洗礼，我们已经学会不再认真地看待事物，如今的农泰尔学院学生会不无怅然他说：“30年前，是可以有选择的，而人们事实上都严肃对待这种事情”。30年后，当丹尼尔·科恩一班迪重游故地讲述“30年后留下的东西”时，学生们只不过是在嬉笑声中向他的脸上扔了一块奶油蛋糕，唯一能让这位老前辈宽慰的是，这是现在被认为革命的姿态。
也许伊汉·哈桑的话是一语中的的，后现代主义既助长了不确定性，又助长了固有性，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武断地推论：也许“后现代”既令世界有所改变，又令世界无需改变？以这样一篇文章来纪念利奥塔，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它却隐含了一个存而不论的问题：在“五月风暴”的动荡岁月里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30年后又会怎样？我们以及我们的思想是否会令世界有所改变？
